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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夏日的夕阳

自己的风景2021-02-21 09:12:54

乌勿是我在汉堡的忘年交。乌勿比我年长廿二岁。读他的名字时勿字必须用上海方言读(勿来赛,侬勿要搞哦),这德语发音听上去就地道了,否则听上去像是在哭。

 

        乌勿个子很高,腰板挺直。与好莱坞电影演员道格拉斯父子很像。细究起来面相则更接近老道(小道的面相比他爹老道看上去小器一些)。做派风格则与小道相近,更典雅,有一种公子哥儿气。我们看到过乌勿年轻时的照片,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帅毙了(不过带点奶油气)。乌勿年轻时肯定没少沾花惹草。看到他现在见到女性还又执吻手礼,又献殷勤的忙碌劲,可以想见他年轻时的风光。不过和一般的花花公子不同的是,乌勿没少读书。而且读得有心得。因为他参与创建了汉堡文化之家(大概等同于国内的作家协会),不少德国的现当代作家都和他有私人交往。平时随便聊起什么作家,哪本书,乌勿都能信心满满,理论背景文学评论加花边八卦绘声绘色地说上一通。因此每次和他见面都有甘露撒心醍醐灌顶之慨。

 

        文史哲方面,乌勿自视甚高。不过没听说他本人有什么著述。也不方便问他。万一是他想写而最后写不出,这种问题纯属哪壶不开提哪壶,会戳他的心襟,使他有失落感。好在孔夫子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只说不写滴啊(君子兮述而不作兮)。不论孔子说这话是否当真,也不管他当年在下这个知识分子定义时是否也顾及到现当今的德意志文化人,乌勿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毋庸置疑。


【乌勿与他的孙女娜汀】

 

        首先,乌勿读书多,有知识,而且涉猎范围极广。乌勿在汉堡的老宅有大量藏书,我知道这些书籍不是摆设,乌勿确实都读过。德国读书人有一个通病,常常拘囿于德语作家,远的歌德席勒,近现代托马斯曼赫斯伯尔直至君特格拉斯,对非德语系作家则知之不多,或轻视,或没有兴趣。乌勿则不然。乌勿对世界上的所有文学艺术均持一种极开放的态度。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圣艾歇佩里(自认为对其有些心得,又是非德语作家,想拿乌勿一把),没想到乌勿马上去书架上拿了一本人和大地的法语版,神采飞扬地用法语朗读了起来(除了会讲德语,乌勿的法语也应该很棒,他常年住在摩洛哥,必须讲法语的)。乌勿没拿住,我倒被他镇住了。

 

        其次,乌勿的阅历广泛,见解独到。在德国我认识的不少知识分子,谈起六八年运动,都说自己是运动过的,而且不乏重要中坚(开始相当地受宠若惊,认识了那么多重要的人,觉着自己也相当重要起来,继而又有些疑惑,心里不踏实起来,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六八中坚都让我认识了?后来回想起中国的红卫兵,也就大概明白了。那代人鲜见有不是红卫兵的。凑仨两哥们,扯几尺红布,找个青皮萝卜刻个印章,成立个风雷激全无敌之类的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就成中坚了。那时我们家的根宝就和一个叫徐彪的普陀区来的住进了康平路一家资本家的洋房,成立了送瘟神毛主席万岁红色革命造反全国总司令部。资本家一家则被住进了汽车间。根宝任总参谋长,徐彪任总司令员。当年的欧洲六八们也像中国的根宝徐彪们一样,见到空着的楼房就冲进去占着,吸毒群交弹吉他,搞累了就读毛主席语录,冲着毛主席宝像叫狼来否。这不是狼图腾,毛主席不是狼。西语里狼来否long live是老而不死的意思。西方社会打在古希腊出生以来就讲民主,所以西方人打会说话以来就没有万岁万万岁的说法,现在只能用狼来否代替万岁顶包用。革命了,房租当然是不交的。可怜的房主们被吓着了,这些小布尔乔亚,无奈之下只能去叫警察。六八们见了警察就把酒瓶子喝干了扔警察,胆子大的还把瓶子灌上汽油扔,很生猛的。不过在中国你要说自己是红卫兵特别是中坚落不着好,弄不好还会被划成打砸抢三种人,要蹲班房的,像蒯大富聂元梓们那样的。在德国你逢人就说你六八过没事,听上去还蛮时尚的。除了你想当官。外长肥慑尔JoschkaFisher 当年是六八真中坚,很重要的头儿。可是从政以后,特别是由红变绿以后就讳莫如深,不提这段往事了。老百姓只知道肥慑尔当年是个闹腾的主,可闹到什么程度不清楚,当年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走进黑森州议会宣誓当环保部长,吓着了那些布尔乔亚议员。


后来他带着绿党接受体制招安,换上了西装黑皮鞋- 那双运动鞋则被德国皮革博物馆永久收藏 - 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当了外交部长还兼了个副总理,成了德国的二当家。当官后有家报社找到了肥慑尔当年在法兰克福袭警的照片,戴着摩托车头盔的肥慑尔和他的同伙先诱捕围猎一位落单的警察,接着肥慑尔就把这位可怜的公家人往死里打。而且那组照片为连续拍摄,就像过去花一分钱看拉洋片的效果。眼见肥慑尔的铁拳一寸一寸往上举,对着那警察的脑袋又一寸一寸往下砸,看上去相当神奇。媒体公布了这组照片,舆论大哗。肥慑尔急忙找到了这位早已退休的老警察,求得了他的宽恕。加上肥慑尔长得和英国那个爱搞笑的戆豆先生一模一样,人见人爱,上上下下都讨喜,因而逃过了一劫)。乌勿几乎是我唯一认识的,对六八年持另类态度的朋友。六八运动式微,一些出自汉堡殷实之家的中坚组建红色旅(RAF),相信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诉诸于恐怖暴力。结局都很惨。或集体自杀,或终身囹圄,或亡命天涯。乌勿和其中的一些还有私人交往。可能是太接近风暴的风眼了,乌勿谈起六八年不像其他人那样或激动或愤怒或褒或贬,而是像在议论邻里发小,夹杂着淡淡的忧伤。往事如烟,让人唏嘘不已,也让我从中掂量到了历史的厚重。

 


       其三乌勿爱书。每次我们的见面几乎都是以最近出了什么书,买了什么书,读了什么书为话题开始。可贵的是乌勿在读书问题上的有心。每次谈到的话题,乌勿都会去书店寻找相关的书籍。儿子面临高考,在学校参加了一个有关六八运动的课题,我让他去找乌勿谈谈,攒一点料,印象印象老师,毕业时给弄个好分。见面时乌勿已经为他买了二零零八最新版的“一九六八”。

2009年我们意大利归来,谈起庞贝的震撼,下一次见面乌勿带来的礼物就是一本最新的庞贝大型画册。更可贵的是乌勿爱书,但不惜书。在乌勿家中浏览他的藏书,最使乌勿高兴的事,就是你表示出的对他的藏书的兴趣。你可以取走任何一本你想读的书,如果是乌勿喜欢的书,那你更简直是在投其所好,乌勿的反应仿佛是受了抬举。至于何时归还,是不是归还,乌勿并不关注。那次谈到圣艾歇佩里,乌勿即找出一本圣艾歇佩里传记给我,我看到那是五十年代初的版本,想必乌勿收藏已久,便说读后一定奉还,乌勿淡淡地说,喜欢的话我可以留下,这本书他已经读过,且不会再读了。乌勿关注的是将书籍的利用率发挥到极致。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也许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最高境界。

 

        乌勿的大儿子司代方当时在香港工作。司代方娶了北京姑娘张薇,生了女儿娜汀。全家住香港。第一次和烏勿全家认识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司代方张薇带着娜汀回德国度假。忘了是谁提议去游泳,结果误闯山门,进了一个天体游泳场(德国人称之为FKK)。我们一帮人穿着游泳衣游泳裤,鹤立鸡群,对着其他一丝不挂的泳客(不少人还在打沙滩排球,身上的挂件晃里晃荡的),看也不好,不看更不好。坐立无序,手足无措。乌勿觉得这样弄下去不是事,就把我们带去他的高尔夫俱乐部。那是我第一次下高尔夫球场,跟着乌勿和司代方,看他们打了几个洞。我那时对此道一窍不通,看到乌勿击球时功架十足煞有介事的样子,觉得有些夸张,不就是用那根棍子砸那个球吗?几年后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精英一些,也开始划拉那么几下子以后,才明白乌勿的球技是极上乘的。

 

        乌勿喜欢和我聊天。我们刚认识时总是把酒聊,这几年乌勿老了,医生不让他喝酒了。他去买了一台时尚的雀巢子弹式填充咖啡机,让我去尝新。他先问我爱不爱喝咖啡,我出洋后,别的没学到,咖啡倒是喝上瘾了。早上若不喝上一大壶,就一天不兑劲(这也是本人成功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诸多表征之一。在国人面前点饮料时,以不经意的态度点一杯普洱蓝山咖啡,普洱在此不是指那个云南茶叶,而是英文纯pure 的意思,表示自己喝咖啡竟然不加糖,甚至也不加奶,以此向国人发出本人已经融入西洋主流社会的强烈信号)。他又问我是怎么煮咖啡的,我说和中国人沏绿茶一样,滚开的开水去冲磨好的咖啡,泡几分钟后就倒出来用大杯子咕嘟咕嘟地喝。乌勿的反应很不以为然,你那是牛饮,没有文化(这话乌勿没有说出口,是我猜的,乌勿怕说出来惹我不高兴,只能腹诽)。知道我喝咖啡的品味不入流,乌勿就更来劲了。先让我看他那台簇新的雀巢咖啡机,又给我看填充式子弹盒。告诉我填充在盒里的咖啡末在整个加工过程中暴露在有氧空间的时间不超过五秒(着实让我长了知识)。子弹们嵌在一个大展示盒里。乌勿捧着展示盒的时侯,有点像上海街头兜售黑市电话卡的小贩。咖啡有十好几个品种。乌勿问我偏好哪一种。我哪里看得懂,就说每一样来一杯。好在每一杯就那么点儿。我就一杯一杯地喝,实际上每杯也就那么一口,连喝了三杯三个品种。乌勿紧着问好不好喝,表情有点怯生生的(怕我讲不好喝)。我说好喝(不是客气,的确好喝,而且十分好喝)。以后乌勿就老打电话来说去他那喝咖啡。没几次我就感觉到他那台雀巢咖啡机好像有问题,噪音极大。煮起咖啡来就像是一架大型客机在起飞,你坐在客厅里比坐在机场候机厅里还闹。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们隐秘地向往的欧陆(不一定是汉堡,一般指巴黎)=喝咖啡 = 浪漫的西方人 = 烛光暧昧= 进而上床 = 搞男女关系的路线图靠不上谱。这轰轰隆隆半天煮出来才一小杯,说话都听不清。再加上乌勿奔进奔出,装卸子弹,乐此不疲,说话也说不好。几杯下肚,想到根植于咖啡中的西方浪漫文化本质,那种维也纳,那种巴黎什么什么的,我终于忍不住了。对乌勿说你这台咖啡机不对劲,喝咖啡就是喝个浪漫文化,是不可能这么喧闹的,可能质量有问题,得去商店里问问,把这台退了,换一台新的。乌勿看上去没有太听懂咖啡和浪漫的关系,不过明显扫兴。这就成了我们的子弹咖啡绝唱。以后乌勿再也不提喝咖啡的事了。有一次我特地伸头进厨房探看了一下,也没见到那台雀巢咖啡机,我怀疑乌勿一气之下把它扔了。这是典型的乌勿做派。乌勿是不会捧着一台咖啡机去商店要求调换的。

 

        乌勿在摩洛哥海边有一处房。他像候鸟一样在汉堡和摩洛哥之间飞来飞去。秋冬在摩洛哥,春夏在汉堡。某天他又在法国波尔多一带的山里发现了一处房子,立马回汉堡卖了老宅,搬去了波尔多。还让我女儿去老宅挑了一些她想要的书。当时我对乌勿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太冲动。而乌勿说这波尔多将是他的终老之地。至于汉堡,还有我们这些老朋友,不愁没有下榻之处。没多久他回汉堡,还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并且让我无论如何要去波尔多找他玩。还没等我下决心去波尔多,他又把波尔多的房子处理了,搬回了汉堡。再见面时乌勿也不提他的终老之地了。后来我向张薇问起,才知道乌勿嫌去波尔多看他的朋友不多,或是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多。于是又搬回汉堡来了。中国人说,宁放三把火,不搬一次家。乌勿再有钱也经不起他这么折腾。谈起钱来乌勿是极超脱的。他说他的那些财产都被理财公司理没了,他已经作出决定不让理财公司理了(大概也已无财可理了)。钱是身外之物,怎么花也是花。不过司代方不在了,对娜汀的今后他有责任。所以他得算着点花钱了。尽管这样,咖啡机我估计还是被他扔了。

 

        咖啡喝不成了,波尔多不去了。我们在汉堡住的那个区叫王子贝壳(Wandsbek)。王子贝壳新开了一家中华中餐馆,每逢周末供应中式早餐,大饼油条豆腐浆,还有菜肉包子上海烧卖。我们请乌勿和一些朋友去吃中式早餐。豆浆替代了咖啡,中餐馆替代了波尔多。中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方面博弈较劲,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不过在吃东西方面中华独领风骚,已无悬念。

       

有一次在上海和学勤闲聊,学勤道出了他多年来深藏在心灵底部的一大困扰,他一直在苦苦思索,为什么德国人在历史上那么肮脏,在近现代又突然变得如此清洁卫生,听大家说我已经成功脱亚入欧,进入了主流社会,所以很想听我说说。学勤这个问题提得高(端)深(沉),而且带点弗洛依德的味道,不是本人能够解答得了的。想着要把问题带回德国,问问德国知识界,帮助学勤纾解这个困扰他多年的心结(对卫生问题开始关注一般不是好兆头,会让人想起希区柯克的电影。故这种心结宜解不宜结,且宜速解,不少文化人就是因为开始喜欢有事没事洗手而洁癖而偏执而中陨的)。回汉堡后请乌勿和柯翰(也是一个好朋友,为汉堡市政府的文化官员)在王子贝壳吃早餐,觉着这是个机会,于是就把学勤的问题提出来。在德国,如果你想学着看上去有教养,就应该当别人给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不马上回答,而是说,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好,有意思,我必须想想。然后作思考状,这样可以让提问的人觉着自己比较高端,受重视,有助于相互尊重。当然也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如此处理。比如马路上有人内急,心急火燎蹬地跺脚向你发出有关附近有无公厕的提问,你要这样做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在我把这个问题向二位知识分子提出来之后,觉着他们需要思考一阵,便离座取食去了。归座后,看见乌勿和柯翰面红耳赤地在争执,几乎都翻脸了。惊讶之余,我大致搞清了争执的缘由。一个认为是因为有了自来水德国人开始讲卫生(上水道论),一个认为是因为有了城市排污水系统德国人才可能讲卫生(下水道论)。德国人有教养,仅仅上水道和下水道的理论分歧并不至于反目相向,问题是出在乌勿借机发难,开始抨击汉堡市政府的市政政策(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场合任何时机都有攻击政府的义务)。而柯翰尽管也是知识分子,不过现在拿着政府的薪俸,某种意义上是被招安了,拴到了另一条利益链上。于是愤起捍卫政府。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才导致了这个火爆场面。

 


        在西方,每个在场面上混的都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拴在某一条利益链上,或个人,或团体,或在野,或当政,或体制内,或体制外,或政府,或黑帮,否则是很难混出个人样来的。脑子还好使的只要看看议会里每天的辩论就能明白一二。所以如果有人对你说普世价值,普世利益的时候,你作颌首(或不颌首,仅露齿微笑,视场景而定)沉思状即可,不必太当真。但也不要开口乱说什么,免得被打上不普世派的印戳,对以后在场面上混产生消极影响(六八以后,欧洲左派当红,讲普世价值政治正确,所以要想在场面上混的,不管心里怎么想,嘴上总是要讲的)。利比亚战乱,大批难民渡海跑到了意大利,住下不走了(意大利人过去搞殖民,抢了地中海南部的小岛滥排多撒 Lempedusa,滥排多撒岛距非洲海岸较距意大利本土亚平宁半岛近得多,非洲难民因此驾着自制舢板冒险强渡,溺死者无数,苦海余生者则在滥排多撒登岛抢滩,也就是意味着登陆欧盟成功。当年恃强凌弱,觉着占了便宜,现在这些岛成了意国乃至欧盟的大麻烦)。意人不堪其扰,又碍于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的面子,遂使出阴招,往难民每人手中塞五百欧元,耳语:往北走。客随主便,又拿了主人的钱,难民们便“往北走”。由意国往北面走,走不多久便是德国,德国的经济最好,在欧盟里一枝独秀,到了德国以后看到经济强劲,生活幸福的德国人,难民们感到意人没有忽悠他们,这往北走方向是对头了。没几天仅汉堡就到了不下三百人。不料,这汉堡并没有伸出双臂欢迎他们,而是听任他们睡在桥下,还不管饭,同时放话出来难民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汉堡是万万不可能接纳这些难民的。于是这三百人便在市政府大门前安营扎寨,敲鼓唱歌,歌词的大意是,利比亚是你们打的,卡扎菲是你们杀的,家打烂了,人也杀了,你们反倒不管了。有那么一点冯驩弹铗抱怨没有鱼吃没有车坐的意思,凸显普世西方的薄情,还通知媒体来拍电影电视。这样一来大家都议论纷纷,闲言碎语说汉堡不普世。汉堡冤屈得坐不住了,开个新闻发布会说,打利比亚可不是德国人的主意,你们要打,德国人不同意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投弃权票来表达不满(小布什当年捏造证据,逼着哄着普世世界跟着他打伊拉克,干萨达姆,小伙伴们都敢怒不敢言,唯有当时的德国外长肥慑尔拍案而起,对着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高喊,我不相信这些证据!振聋发聩,堪比当年左拉因为德雷福斯案件而发出的“我控诉”之吼。萨达姆被干掉了,普世世界又合伙攻打利比亚,追杀卡扎菲,因为这次是法国人挑头,德国人不愿意和邻居惹麻烦,只能投弃权票来表示不满),当时给普世们骂得抬不起头来。现在惹出了麻烦,谁拉的稀屎就应该由谁来擦。拉稀屎是对当时打利比亚最卖力的那些地中海欧盟国家(其实主要就是矮子总统萨科齐)的温婉贬损。而且汉堡人还暗示已经知道了意大利人往难民手中塞五百块钱耳语往北走的阴招。其实汉堡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汉莎自由市,只是埋头做生意,闷声发财,对那些普世普国的大事体并没有兴趣。因此哪怕德国政府当时投了赞成票去奸杀卡扎菲(英雄一世的老卡其实被鸡奸而死,并不壮烈,不过那些拿西方钱的利比亚民主战士在沙漠的烈日下,能把不停求饶的老卡轮奸死,也是不多见的强悍),汉堡恐怕也照样可以不尿你。

 

        

乌勿恶攻,柯翰保皇,均无可厚非,不过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使得学术讨论无法深入下去,而是仅停留在上下水道的形而下层面,令人扼腕。回到上海后,见到学勤,尽管心里清楚这个答案不太上得了台面,但毕竟受其之托,还是差强人意,忐忐忑忑地向学勤讲解了上下水道(平心而论。若排除党派歧见,把上下水道串通起来作为答案倒也是珠联璧合无懈可击,会弄的人搞得好能整出一本厚书,自己也能整成个专家)的理论原理。果不出所料,学勤对此的反应显见失望,不仅未见毛塞顿开,心结化解,连评论也没有发表,而是很快转移了话题。我揣摩对学勤来讲这个答案太显学了,不高端,朋友一场,又不好说我什么,以免让我自惭低端,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去岁秋暮,学勤来德国,我陪他转了几个地方。在纳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KZSachsenhausen)遗址,除了看见希特勒们干的坏事外,还在营区后门外的一处墓地碰到一批老人在扫墓,墓碑的主人都是死于战后,在此地很显得另类。看见我们在墓碑前琢磨碑文,老人们一个接一个,怯生生地围了上来。我告诉老人们学勤是位在东方研究西方的大历史学家,让他们给我们说说这块墓地的历史。眼见来自东方的大师突然活生生地站在眼前,而且准备听自己说历史,老人们自然兴奋,争先恐后告诉我们原委。原来二战末期,苏军解放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斯大林就把集中营用来关押德国人,继而成批杀人。这批老人都有亲友因此死在萨克森豪森,其中还有不少儿童。吊诡的是,死者中有不少是反纳粹的抵抗运动参加者,有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战后萨克森豪森地处东德,此事当然不容声张。东德垮台后,联邦政府大概怕担待为纳粹张目的嫌疑,让俄国人抓到口实,也是低调处理(左图为萨克森豪森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前去往1945- 1950年遇害者万人坑的标示)。事主们当然不高兴,于是联合起来成立了个事主协会,还在营区后门外立了个十字架。用这样的方法,寄托他们的哀思,表达他们的不高兴,其他也不能做什么。离开萨克森豪森,所见所闻搞得我俩都有些沮丧,情绪低落。阳光遍洒于满地落叶之上,却难掩北欧秋暮初冬特有的肃杀之气。也许是为了调节气氛,学勤突然振奋地告诉我他已经掌握了德国人为什么突然讲卫生的秘密了。因为当年普鲁士军人比较讲卫生(那么多男人整天睡在一起,不讲卫生长了虱子,只顾挠痒痒,就没法打仗了。二战时德国潜艇上的军医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水兵们脱下裤子,军医则拿个放大镜在命根子一带照着抓虱子,因为虱子最喜欢呆在多毛部位),退伍复员转业了,邻里父老乡亲就一起被带动讲卫生了,而后全国上上下下都讲卫生了。我听后先作颌首沉思状,随即对他的研究成果表示钦佩和赞同(其实也不见得比上下水道假说形而上多少)。对卫生问题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只是暗暗高兴他不会再为此偏执而纠结死磕,心结因此多少得到化解,特别是不要为此开始每天洗手就好。



        说到偏执,可能是文化人的通病。乌勿也是如此。除了卖中式早餐的中华餐馆,王子贝壳还有一家金门老店,店主是胖胖的王老板。金门饭店备有中德文两套菜谱。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只是中德文互译,解决点菜时语言沟通的困难。实际则不然,写在中文菜谱上的是给中国人吃的菜肴(金门的川扬菜相当地道),德文菜谱则罗列了各色鬼佬菜(鬼佬是对洋人的广东称呼,一开始我觉得是在骂人,有种族歧视之嫌,不高端,遂弃之。后见洋人亦喜自呼鬼佬,故随俗),比如甜酸古老肉,酸辣汤,均为酱油加白醋加白糖烹制而成,味道往往令(国)人作呕。有次与乌勿来此,乌勿通过我(因为我能读懂中文菜单)第一回吃到了真正的淮扬菜,大快朵颐的同时也发觉了阴阳菜单的奥妙,遂大怒,认为他仰慕中国文化,来吃中国菜乃为仰慕方式之一,如同朝圣。原来一直感到一块甜酸古老肉下肚,东西方文化就在胃里碰撞,迸出智慧的火花,没想到隔山叫驴,下肚的根本就不是中国菜,被欧洲的中餐馆愚弄了几乎一辈子(德语愚弄一词意译:自己被变成了屁股,很形象的),辜负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一腔厚爱。为了平息他的忿怒,我给他解释了这阴阳菜单之后蕴含的文化冲突的大道理:不同文化之间没有融合,只有冲突,会说话的人将之称为差异。中国人会说话,发明了求同存异的成语,挂在嘴上,逢人便说。还有更会说话的夸张成了求大同存小异,洋人听了很受用。所谓文化融合实际是伪命题,对你兜售者其后必有猫腻,不是要共你产就是想殖你民,甚至还有想要你的命的。以此阴阳菜单为例,实是欧洲的中餐馆不得已而为之。地道的中国菜除了费工费时,最爱如鸡爪鸭舌之类,西洋人见了就魂飞魄散,别说下肚了,何谈文化融合,所以只能发明了鬼佬菜来忽悠汝辈(即乌勿这类开放而有普世价值远大理想的文化人,此类人一般纯洁善良天真,较适宜忽悠)。我在汉堡大学有个巴西同学阿加波,阿加波的老婆是马爱丽。阿加波和马爱丽崇尚普世主义。他们有次请我们和一家台湾的同学吃饭,马爱丽做了菠萝煮牛肉,军靴色的牛肉块配金黄菠萝,再加青红圆椒,五颜六色,味道又酸又甜,大家都夸巴西菜好吃。面对褒奖马爱丽反而显得困惑愈而扫兴。最后她告诉大家,说这不是巴西菜,而是最地道的中国菜,是她从一家中国餐馆学来的,今天请我们这些中国人来就是以鉴赏为目的,还希望得到指点,更上一层楼的,没想到中国人竟然没有感到吃下肚的原来是中国菜!马爱丽相当地郁闷。经过我这一番对文化冲突问题的深入浅出的阐释,乌勿原谅了胖胖的王老板,不仅是原谅,以后金门竟成了乌勿的首选。张薇后来对我抱怨乌勿的偏执。自从我带乌勿去了金门,乌勿就不再去任何其他餐馆,包括他的最爱意大利餐也放弃了。只要不在家里吃饭,就肯定是在金门。乌勿每次金门入座,开口只说一句话:“孩儿王封孩儿孙”,这不是日耳曼样式的急急如律令,也不是谶语秘诀,而是一种点菜的方式。德国人时兴讲德语,德语把先生叫做孩儿,封von 则为介词,有所有权的意思,德国的贵族一般都叫封什么什么的,因此这句话翻译过来的字面意思是“王先生从孙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乌勿要吃金门的国人菜,又不懂中文,读不来那个中文菜谱(即使外国人懂中文,能不能读懂中文菜谱也悬,连中国人也不一定都知道门枪顺风为何物),我便为他从国人菜谱上挑了一些比较不惊悚的菜肴写给了王老板,王老板一听这句急急如律令,便会根据我写的菜谱轮着给乌勿吃,所以孩儿王封孩儿孙确切意译乃是:王先生,按孙先生的既定方针办。有那么一点我们的毛主席给华主席留下的那张小纸条上的意思。


        一九九七年年末,从张薇处得知,司代方因为脑部病情急剧恶化,已经转回汉堡治疗。没多久,就得到司代方去世的消息,因为捐献器官的缘故,医院还在用机器维持着司代方的呼吸。九八年元旦过后不几天,乌勿打电话,约我晚上去金门饭店吃饭。我知道这次会面和司代方的去世有关,所以找了件像点样的外套穿着去了。走进饭店,望着兀显苍老憔悴的乌勿,我无言以对。相比起来,乌勿倒是显得宁静,甚至没话找话地称赞我的外套有品味。入座后,乌勿平静地告诉我,司代方的器官捐赠已经完毕,当天已经停止了人工呼吸。那个夜晚,金门饭店里寂寥无人。胖胖的王老板坐在角落打呵欠。我对着烛光一口口地喝啤酒。乌勿静静地和我聊着司代方。谈到这次捐献器官的前前后后,终悲情难抑,老泪纵横。乌勿尽管长我几乎二甲,但是我们总是相处在轻松愉悦,互相插科打诨的气氛中(乌勿有着一种在德国人中不多见的幽默感),话题如此沉重还是第一次。以致我常常都不知如何回应。最后乌勿对我提出了一个请求,他不打算为司代方举办一个纯教会的葬礼。司代方的一生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希望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在葬礼上做一个发言。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时光荏苒,司代方离世已逾十五六载。张薇自强,带着娜汀回去北京,任德国著名的生产水暖设备的菲斯曼公司的驻京代表。从零做起,目前已经是一位像模像样的职业妇女了。娜汀在北京读大学。乌勿仍旧在汉堡和摩洛哥之间飞来飞去。其间娜汀不时飞回来陪伴爷爷。乌勿因为波尔多之失误把汉堡的老宅卖了,因此新居不甚宽敞,娜汀便把她从南方寄宿学校带回来的行李存放在我家的车库里,不时会来取些物品。娜汀出落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东填西补,集中德双方之优点于一身,乍一看让人想起宝莱坞的明星,很惊艳的。

 

        年初接乌勿电话,称张薇将在春节期间结婚,夫婿米歇尔为欧盟官员,中年丧偶,有一与娜汀同年的女儿,在北京学汉语,两位姑娘已成闺蜜好友。在婚礼上乌勿将作为新娘的家长登场,为此而兴奋不已。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句合适的中国成语,他要在婚礼致辞时用,雷倒宾客。这几天又收到张薇来信,称婚后夫婿极为体贴,很是美满幸福(右图为乌勿在婚礼上充当新娘的监护人)。为其高兴庆幸之余,感慨命运虽多舛无常,论起果报因缘却是极公平的。张薇坎坷半生,娜汀也随之受苦,时来运转,一切突然转了个个,于是生活又开始重新继续下去(这几年与张薇和米歇尔经常在上海见面,米歇尔极为亲和低调,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

 

        行笔至此,想起小东楼的一件往事。那应该是在六八年以后,我们被扫地出门,迁入小东楼,一次酒酣耳热,为向酒友显示自己的豪迈,在墙上用黑墨汁写上“使君与我余者谁堪共此觞”。这是当年刘备韬晦装怂,曹操不放心,钓鱼执法,试探刘备有没有反心的诱饵。不多久合肥鲁生来小东楼刷夜,见此句后连读数遍,低声地说你这是反动标语,不是一般的反动,而是相当地反动,被警察看到是会有大麻烦的。遂用黑墨汁覆盖之,唯大块黑墨汁涂抹在白墙上,着实不雅,鲁生便在墨汁块上用刀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背景则为中国白描山水风景,远山近帆,均为阴刻,很文化的,不过刻在房间的白墙上,怎么看都有点不伦不类。七零年警察(其实并不是真警察,而是当时军管公检法的空四军军人,故下以军警统称之)来小东楼抄家,也对这个诡异的壁刻感到兴趣,反复吟诵(紧张之下,我不记得他们是不是正确地读出了那个匮字)。军警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关于后代孩子的,军警说那就是黄色标语啦(那个年头祖国在性饥渴的泥沼中挣扎,人们的联想力甚为强悍,只要涉及后代就会联想到生殖,由生殖而生殖器而性交而色情,而色情在那时统称为黄色或下流)。我赔笑说,不黄,不黄,那是毛主席说的,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军警听我这么一说,脸上架不住了。一方面紧张,要真是毛主席讲的,岂不变成了他说毛主席老人家红太阳讲下流话了?另一方面又怕被我忽悠,每天读毛主席语录,没见有这一句话呀!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我必须说清楚毛主席在哪里说这种下流话的。我谦卑地指出这句话出自毛选愚公移山的注释。愚公带领子孙每天挖那座王屋山,受到邻居智叟取笑,愚公用这句话驳斥智叟,表示自己生命不息挖山不止的决心。只要不绝子绝孙,山是要挖下去的(文革中有个老兄突然筋搭牢,在班组学习会上说,愚公移山故事的原意是嘲讽愚公的愚蠢,褒奖智叟的智慧,后来被抓起来判了重刑)。讲明出处之后,军警由轻松而重拾其侵略性,转守为攻。注释怎么能叫最高指示呢?毛选的注释能不叫最高指示,叫次高指示吗?军警被我问住了,怏怏而去,无趣无功而返。没过几天军警又卷土重来,正好二军医大的高晓光在小东楼刷夜,被一举擒获。还搜到一本三国演义小人书,兄弟争王,就是曹丕要杀曹植,曹植边走步边作诗的那本。军警很高兴。你们果然又在搞封资修了!高晓光和曹植曹丕一起被带走,军警报了一箭之仇。前几年在上海书城看到重印的三国演义小人书,六十本一套,想到苦难的晓光,他被戴上手铐被军警簇拥而去的场景以及和他一起被捕的曹丕曹植,遂整套买下,不嫌其赘,携回汉堡,置于床头,每晚看完一本方能入睡。今日旧事重提,乃因乌勿张薇娜汀的命运而发。想到只要认真对待生活,命运就不会永远不公。套用最高指示,可改为星转斗移无穷匮也。

 


        去年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上海虹口区政府在汉堡举行关于二战期间虹口区拯救欧洲犹太人展览的开幕式,在德国,大凡提到犹太二字德国人立时都会显得谦卑,因此汉堡高官名人悉数来为开幕式捧场,邀请函上还言明有吃有喝。当我进入会场时,已座无虚席,遂傍酒水桌而立,耐心聆听主宾来宾嘉宾贵宾们的轮番激情演讲。看到身边琳琅满目的酒水和林林总总的吃食,想到听完演讲便能吃喝,于是就很卖力地为每一个发言人鼓掌。可是当一位专门从美国赶来的老人一边落泪,一边回忆当年随父母流落上海,上海人如何帮助他们全家时,把我弄得难过起来了。我在想,这时候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像乌勿那样的,聊点其他的什么,也许就不会那么伤感了。世上还真有心灵感应那回事,当我抬起头的时候,竟然看见乌勿微笑着向我款款走来。乌勿的身后洒满夕阳,那铂金色的北欧的夏日夕阳。起初我还以为是幻觉。直到乌勿站在我面前,我才缓过神来。乌勿刚从摩洛哥飞回汉堡,看到请柬便径直到了会场。可能是感觉到了我的低沉的情绪,乌勿似乎整晚都在没话找话地说话。他说道战争结束时,他是如何从儿童疏散地逃出,只身回到已经被夷为平地的汉堡的,还告诉我他有个亲戚三十年代在上海开过洗衣店等等。那天晚上一边喝酒一边在听乌勿侃,事后回想起总觉得朦朦胧胧,不能确定乌勿是不是真的有个亲戚在上海开过洗衣店,为什么之前之后都没有说起过,也可能乌勿只是在投我所好,认为上海是我的故乡,他有个亲戚在我的故乡开洗衣店的事情,能够使我高兴,重新振奋起来罢了。想着下次见面一定不能忘了让乌勿把上海洗衣店的事情再说一遍。

 


        想到和乌勿见面,总是联想到那北欧的夕阳,那夏日的,铂金色的夕阳。昨日去福州路书店闲逛,无意中买到了一本蒲宁的诗集,其中有几句让我喜爱,录于此,帮助我将这篇文章收尾:

 

为短短此生不尽的流变,


我将不停地得到慰藉:


为了这夕阳,村庄的炊烟,


为园中缤纷的落叶,


为你,熟稔的古老的长椅。

 



【附记1】作者在司代方葬礼上的演讲:

“在中国的传统中有这样的说法:人生的悲苦莫大于三,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当我们看着娜汀,看着张薇,看着司代方的父母,我们知道,你们正在忍受着这巨大悲苦的折磨,我们和你们一起感受着这巨大悲苦的冲击,我们愿意,也希望能够与你们分担这巨大的悲苦。

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在司代方的灵前,我们无须压制这无限的离愁别恨,也无须回避困惑之中每个人势必都会提出的这些问题:司代方的生命是短暂的。如此短暂的人生的意义何在?

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回忆六、七年前我们和司代方全家度过的那愉快的一天。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我们原打算去游泳的,没想到撞错山门,误进了一个天体游泳场,在我们不无尴尬地退出游泳场后,乌勿请我们去了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在那儿一直呆到吃过晚餐。晚餐吃的是鱼,是在室外的平台上,在这北部欧洲特有的夏日黄昏中吃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司代方和张薇,娜汀也还只是个躺在童车中的婴儿。在这北部欧洲特有的夏日黄昏中,这幅美好而和谐的家庭图景是令人钦羡的。是的,司代方在远东的工作已颇有成就,贤惠的张薇在家操持内政。而司代方个人留给我们的印象则是,说话不多,呈现出多少有些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老练和成熟。我们只把这种老练和成熟认作是高级管理人员应有的气质,却不曾想到这也和他的健康状况有关。

事后在和司代方张薇以及他们全家逐渐增多的接触中我们才了解到,一九八八年司代方就已接受了脑部手术,在手术后的十年中,却正是司代方生命中的黄金时期,在事业上,他的成就有目共睹,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建立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娜汀的问世,更使他成为了人父,负起了新的责任,生活则平添了许多新的乐趣和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成就都是在远东,在一个对司代方来讲完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取得的。如果再考虑到司代方的健康状况,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取得又是和张薇的爱情和奉献分不开的。

前几天张薇对我叙述了司代方最后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时的情景。那时他已失语,但是他却挣扎着朝车窗外张望,也许他意识到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看一下汉堡。张薇理解他的愿望,特地请求司机将车开慢,让他最后看一眼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司代方对生活的深刻眷恋,而这又何尝不是对与他患难与共的家庭和亲人的眷恋呢?

在最近的一次交谈中,乌勿曾充满对命运的感激之情谈起司代方的最后时刻,司代方是在汉堡,在自己的故乡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段里程。尽管由于条件所限,没有能够实现在家中送他上路的宿愿,以致引以为憾,但他毕竟是在亲人的守护中关怀中离去的,是在对亲人对他的爱的感受中离去的。

命运是残忍的,但它毕竟给了我们时间,让父子,夫妻,父女互相扶持着度过这一段痛苦的时日,让父子,夫妻,父女从容诀别。我说是互相扶持,又何尝不是呢?父亲,爱妻,娇女又何尝不曾从司代方那里时时处处得到安慰和支持呢?在乌勿守护在司代方病榻边的最后一晚,司代方已处于弥留之际,父子俩只能用眼神沟通心曲,而此时司代方竞挣扎着伸出手,将父亲睡衣上一颗忘记扣上的钮扣扣上。乌勿说道,这一充满温情的举动,于性格内向的司代方来讲是不太寻常的。我想,司代方这时已经很清楚,最后诀别的时刻到了,无法用语言,只能用这一力所能及的关注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知遇之恩了。

此时此刻我还想和小娜汀说几句话。尽管你曾经懂事地劝慰妈妈说,不要太悲伤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知道你在思念爸爸。你也许不愿意再给妈妈,爷爷,奶奶增加负担,或是还不习惯在人前流露你对爸爸的思念,而是将它移放在你幼小心灵的一个角落中,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流泪,对此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也有着和你同样的遭遇。我知道,这种思念的悲苦是巨大的,而且将随着你逐渐长大,渐通人事而日复一日加大加深。是的,你的爸爸也许不能像你的小朋友的爸爸们那样经常带你去公园,今后在你的记忆中的爸爸也许总是多病衰弱的,但是你应当不会忘记他对你的深切的眷恋和挚爱,哪怕是他带着你躲着妈妈看电视的情景也将成为你对爸爸最永恒的记忆之一。你要知道,尽管你失去了爸爸,但你在你的小朋友面前尽可以为你有过这样一个爸爸自豪,为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为他面对自己不幸命运所表现出的勇敢和顽强,为他对你,对亲人和对他人的挚爱,为他在最后的时刻仍旧将活下去的机会和希望给了素不相识的他人的博大深切的挚爱而自豪。

       公元前三百八十九年,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说道:“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将各自上路。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与死到底哪一个更好,只有神才能知道。”我在此引用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是因为这位西方哲人在此表露了他的与中国文化传统惊人相似的生死观,这里既没有对天堂或来世的许诺,也没有利用地狱或阴间进行的恐嚇,而是将死亡看作是一次离别,是一次相聚的结束。实际上这也是对生命的礼赞,不正是由于生与死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交替运作,我们才能够和挚爱的和被挚爱的亲人相聚以致离别吗?这也许多少可以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关于司代方生命的意义的问题了。

我们在此与司代方依依惜别,满怀着对生命的感激和敬畏之情。

安息吧,司代方!”

【附记2】

今年陪汉堡大学的几位教授来上海开会,同时参观了虹口摩西会堂,在二楼的展厅远远就看见一张在汉堡那场开幕式的大大的全景照,兴奋之下,觉得这是一个在同事中抬高自己的好机会,未及多想,便把所有的教授们郑重地召集在一起,很张扬地要求他们在照片中找到我。没想到这张照片是被修过的,只保留了所有规规矩矩坐着的,多是要员嘉宾,我和乌勿当时是站在酒水台边,估计是被视作跑堂的,故被删除。坐着的人们形成一个方阵,很整齐的,像是在开两会。汉堡的同事们忙活了一阵,终于没有找到我(当然也没有找到乌勿),于是安慰我,说没有关系的。关系当然是没有的,但在同事们面前毕竟有些掉链子,关系多少还是有的(以后应该谨慎为上,先自己把自己找到,再让同事们来找,如此行事就比较稳妥,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