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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泯灭的记忆】天生硬汉,从没被苦难打垮过半劳半读,高中生活遍尝甘苦

潍坊晚报2020-05-22 13:18:50

 我的姑父名叫李世维,生于1930年,青州张裴村人。解放前,他家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这样的出身也让他吃尽苦头。但是,生性刚烈、豁达乐观的姑父从来没有抱怨,虽然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但姑父坦荡从容的一生让我们晚辈钦佩又叹服。没能赶回去见姑父最后一面,成为我心中放不下的心事和隐隐的痛。


  ——张国钟


姑父六十多岁时的照片



姑姑和姑父合影


解放之后家境败落 姑父一家受尽煎熬


  我曾经问过姑母,姑父是哪一年出生,姑母说他比自己小一岁,她是属小龙的。我推算了一下,姑父1930年出生,解放那一年18岁。姑父叫李世维,青州张裴村人。听父亲说,解放前,姑父祖上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我不知道他们家原来的样子,败落后的境况倒是知道一些。  


  小时候,我曾在姑父家住过一次。住的是他家原来的马棚,房子狭窄拥挤,破旧自不必说,印象最深的要算老鼠和跳蚤了。夜里,天棚上的老鼠像过马车,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格外惊心动魄。土炕上只有一张破席,几个人盖着一床被子,跳蚤顺着腿脚、脊梁乱爬。那一夜,分外想家的我又哭又闹,把一家人折腾得都没睡好。天不亮,姑父就把我送回了家。


  农忙季节,勤劳能干、说话风趣的姑父来帮忙干活,母亲虽然很高兴,但却很害怕他住在我家,怕他身上的跳蚤。有一次,一个严冬的早晨,母亲把姑父盖过的被褥晾到院子里,惊讶地发现上面爬满了鼓着小肚子的跳蚤,寒冷的天气,它们冻得几乎不会动了。这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来的情况自然有了变化,可那时姑父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我不知道他在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下是怎样挺过来的,也不知道在以前的岁月里,姑父和他的家人受了多少煎熬。


读书少不识字,干得一手好农活


  姑父不识字。我听说他的父亲好像也不识字,并且反对姑父读书,只是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全能的庄户好手,然后继承家业,多置田产,继续过着多子多孙的传统日子。但正是因为不识字,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他家没有看清形势,这才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姑父年轻时长得很帅气。前些年,电视里播放香港的武打片《射雕英雄传》,我们都觉得他很像里面的大英雄黄药师,那眉毛、脸庞、身材、神情,都挺像,就差手里面握一支箫了。这让我们这些晚辈对他平添了许多敬仰。再加上零零星星地听说了一些关于姑父的故事,诸如单手上树、力掀千斤巨石、一顿饭能吃数斤牛肉外加几张油饼等等,又让我们在敬仰中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也许是他父亲的培养,也许是他生活的环境与他的个性使然,姑父的农活干得极好。种地、养花、烤烟、侍弄瓜果,样样在行;建筑、修理、赶车、使唤牲口,样样拿手。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他都极耐心、极仔细,凡经他手的每一件事物仿佛都成了一件艺术品。他那赶车的马鞭,从鞭杆到鞭梢都经他亲手拾掇,鞭绳、鞭梢花纹拧得十分细致,像女孩的发辫,末梢还系上一条红绸,煞是好看。握在手里,人都觉得精神、神气不少,那时,我们这些小孩都以能够玩一玩他的鞭子为荣。


  当然,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候也让人觉得有些残忍。有一次,一头骡子发了犟脾气不听使唤,他左一鞭右一鞭抽得服服帖帖,然而骡子身上却留下了一道道肿得老高的鞭痕。我们看着有些不忍,埋怨他太狠,他却说:“牲口的记性很好,抽它一次,它就永远记住了。不然,杀不住它的性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它就要闯大祸的。这其实是对它好。”这大约是他一辈子使唤牲口的经验吧。


个性强能吃苦,从不曾愁眉苦脸


  姑父这种硬汉子精神,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他自己身上,烈烟、辣酒、浓茶、重活、一生的苦熬,他全然不当回事。六十多岁时,同他一起干活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跟他较劲的。有一次,我到姑父家,正赶上麦收,看着他一个人在烈日下拽着碌碡一圈又一圈地打场,那么细致、那么耐心,似乎完全忘记了烈日的存在。我一时兴起,替姑父拉了一阵子,让他抽空歇会儿,没想到肩膀疼了好几天,脊背上有的地方还褪了一层皮,惹得母亲埋怨了好几天。但姑父那烈日下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有一次,姑父认真地对我说起一件并不光彩的事。解放前夕,他被征去干过几个月的国民党兵,后来逃回来了。他从不敢瞄准人开枪,只是有一次拿枪逼着一个老乡跟自己换过湿棉裤。“那次真是不忍心,不过,要是不换,我穿着带冰碴子的棉裤行军,非冻坏身子!可惜了我那条新棉裤了!那人也不亏,回家一烤,能穿好几年!”姑父的脸上也不知是歉意还是心疼。


  姑父蹲过监狱,扫过大街,赶过车,种过地,凡是可能受的苦,他大都吃过。但印象中,似乎没见他愁眉苦脸过,他的风趣、机智常常让人与他一起开怀大笑。甚至前年冬天,他病重的时候,我陪他去医院检查,他硬是自己爬楼梯,坚决不让我扶一把,中午在我家吃饭时还告诉我怎么养花。他的坚毅和镇定,竟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已经极度虚弱。后来,我和三哥去看他,碰上他骑着三轮车拉着蜂窝煤缓慢地回来,一只鞋子掉了都没有发觉。等到病情又重的时候,他吃一点东西都会难受,晚上一个人在床头一靠就是大半宿,但他硬是不吭声,不愿意打搅姑母和孩子们。


不想给孩子增负担 主动放弃继续治疗


  姑父其实没有病,或者是没查出来。三番五次地到医院检查,拍片、验血、查尿,一直没发现问题,就是消化、吸收、排泄功能不行了,吃不下饭,浮肿,他就像一堆熊熊的烈火,燃到了尽头。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在他身边,不知道他有没有渴望过死,但我想他一定不再愿意给孩子们增添负担,所以不再继续治疗。


  我其实是可以回来参加他的葬礼的。但是我害怕见到我那苦命姑父的遗容,害怕最后的告别会让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消失得更快,也害怕正视自己无力承担沉重而无望的经济负担而坐视长辈死去的愧疚。


  前些日子,夜里梦见姑父,他正在一片新耕过的土地上同乡亲们一起播种。他大步大步地在田间走着,大声地说着、笑着,依然像生前一样快乐……醒来,我想了许久,心里觉得很轻松。他终于可以解脱一生的苦难和临终的病痛了,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解脱。


  需要补记的是,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姑父经历了若干年的屈辱和磨难后,赶上政府给他们“摘帽”,他去公社办手续。办事员查了半天说:“你不是地主分子,这里没有你的档案。”姑父愣了,那“地主分子”的帽子是咋戴上的?这件事,我是听父亲讲的,要是发生在一个名人身上,也许要大肆宣扬了,但偏偏摊在姑父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又何足道哉!


           张国钟


半劳半读,高中生活遍尝甘苦


 1958年,我刚开始高中生活没几天,就停课大炼钢铁,学校在东北面空地上建起“土高炉”,支上家用风箱备料、投料、炒钢、拉风箱,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月。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半劳半读,虽然因为参加劳动耽误了学习书本知识的时间,但我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是一笔宝贵的、享用终生的精神财富。


  ——张克云


张克云(前排左二)在莱州一中高三三班时与师生合影


高中没上几天课 全校开始大炼钢


  我的高中阶段是在掖县一中(现莱州一中)度过的。1958年,我开始了高中生活,进校没上几天课便停课大炼钢铁。学校在东北面空地上建了许多“土高炉”,旁边支一台家用风箱,十几个人一组,砌炉用的砖是从古墓中扒出来的。当时农村的土地、农具、牲畜等都“共产”了,墓地无人管,愿扒哪座就扒哪座,炼钢的学生都到墓地扒过砖。扒墓没有任何消毒措施,也没有任何运输工具。砖扒出来之后,男同学用肩膀扛着,女同学双手抱着,运回炼钢工地砌高炉。


  炼钢用的铁是从农村收集的破铜烂铁,主要是做饭用的七印、八印铁锅。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各家各户就靠一口铁锅做饭、烧水,“砸了锅”就是砸了饭碗。某个星期天我回家,临走时母亲想给我炒点咸菜带回学校,但家中的锅没了,只好用三块石头把一个陶盆支起来当锅用,咸菜尚未炒好,盆底就被烧破了。咸菜落到草木灰里,把老母亲难为得直掉泪。从此,我下决心不再往学校带熟食。


  用这种土法炼钢的过程中,拉风箱是最累的活,往往一个风箱需要两个人不停地拉,有时因为一连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一边拉风箱一边打盹睡觉。此前,我曾在一些革命回忆录里看到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记载,怎么也不相信是真的。通过大炼钢铁我才心服口服地认为,人在不停地活动中是可以睡觉的。


  我们参加大炼钢铁的时间共持续了两个多月,复课后不久,第一学期就结束了。


勤工俭学,每周有劳动课假期要值班


  1958年3月24日,全国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在北京召开,目的是“反掉右倾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会议指出:“教育工作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是体现教育方针的一项根本措施。”各类在校学生适当参加一些勤工俭学活动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必须强调“适当”,决不可超负荷。我在高中阶段参加的勤工俭学活动数不胜数。


  每周一天雷打不动的劳动课,有固定的场所,我每周五都到煤气机室(实则是半间低矮的、有门无窗的小厦子)去上班。所用的煤气机早被淘汰,主要用于粉碎和磨面。


  有一次,磨面机的石磨坏了,师傅派我们二人推着独轮车,往返130多华里到黑羊山买新的,当天返回。还有一次临近期末考试,因煤气机室通风不好,室内煤气浓度太大,我被煤气熏得中毒,昏昏沉沉一周多,不能坚持复习功课,勉强参加了期末考试,成绩自然不好。


  寒暑假期间轮流值班。当时,学校有很多种植、饲养、修路、当小工、帮厨之类的活,全都由学生完成。记得校园内有很多菜地,浇菜时三四个人推一部水车,把水从十多米深的井中提上来,一天浇不上一两亩地。寒暑假期间轮流值班,天天汗流浃背,但干得还特别高兴。


  参加临时性的突击劳动。老师一般会在出发前动员,首先强调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像每年的麦收、秋收,每次都是十多天,几乎成了定式。


  我们还到饮马池水库和神堂水库工地参加过劳动。在水库工地上,我们和青壮年劳力一样推车、装车、量土方、打夯,打夯的号子震天响,那是地地道道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还有校内整地、修路,甚至学校周边高高的围墙,都是学生到校外拣砖头、石头垒起来的,学校南大门两边一对高高的门垛子,就是我们班同学垒的。


  以上各种劳动,名为勤工俭学,但实际上学生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全是义务劳动。


全面停课,下地扫地瓜叶和复收地瓜


  1960年至1962年,我们国家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其实,1958年就是“丰产不丰收”的一年,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人们吃饭成了大问题,高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27斤,而有一段时间,3个月的粮食还要作4个月安排,实际上每月只有20斤。粮食的品种主要是地瓜干,一个月吃不到一顿细粮。吃的蔬菜一般是用清水煮的,很少有油,更见不到肉,在清水煮萝卜、煮白菜里见几根地瓜粉条,就是高级菜了。


  学生长时间吃不到一顿饱饭,三个人分到的菜给一个人吃也绝对剩不下,上午不到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饿得咕咕叫。试想,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怎么受得了?所以不少同学得了肠胃病,也有的出现水肿。到了那年秋天,学校不得不全面停课搞生产救灾,主要办法就是到农村地里去扫地瓜叶和复收地瓜。将扫到的地瓜叶和复收的地瓜回校时交到食堂。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尽管填不饱肚子,但有一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时我们对老百姓的地瓜、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一件亏心事都没做。1961年春天,尽管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但我们仍然坚持参加了一些种瓜、种菜等劳动,直至毕业。


德育教育放在首位 师生情谊深刻难忘


  在三年的高中生活中,我们虽然因为参加各种劳动耽误了很多学习书本知识的时间,但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就是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这是一笔宝贵的、享用终生的精神财富。当时,学校确实把德育教育放到了工作首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及“师道尊严”的理念,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是根深蒂固的。


  在学习方面,我们都是全面的、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不论大考小考,同学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弊。因此,从来没把监考老师的严格与不严格当成威胁。当时绝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有人没有换洗的衣服,有人缺被子少褥子,还有人买不起牙膏牙刷,但同学们都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而意志消沉。相反,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每天都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


  在课余时间,经常可以听到二胡、笛子、口琴等乐器的演奏声,同学们有时还自编自演小节目。每天早晨的早操和下午的课外活动,都作为正规的课程人人参加。当时,班里的团支部和班委会能独立完成很多工作,像组织运动会、各种劳动、文艺演出、帮同学解决困难等,一般不用老师操心。


  总之,在我的高中阶段,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很多。像任课老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风格和治学态度,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同学之间纯洁无瑕的感情等等,这一切,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张克云


平生风雨,少时求学颇多周折


 1931年5月17日,我出生于昌邑县二区北角埠村(今昌邑市都昌街道角埠村)。我有六个姐姐,三个妹妹,唯独我是男孩,备受父母宠爱。我上了十年高小,还上了国民党五团办的学校、四纵队办的学校、日伪办的学校、共产党办的学校,转学五六次,校址十多处,课本六七种,但始终没领到一张高小毕业证书。


  ——张学闵


1954年的张学闵


2003年,张学闵举办诗词讲座


日军攻城设据点 学校生活不安稳


  1938年1月,日本鬼子占领昌邑县城,并在周围村镇设了据点,我们家乡成了国民党游击队“山东安保十五旅第五团”李树桂部的防区。这年,我在本村上了小学。1941年升入兴福镇高小,上学两周后,因伤寒回家养病半年。1942年春,我又回到兴福镇小留了级。1944年春节后,我转学到双台镇小。刚入学一个月,驻潍河东的国民党游击队“鲁苏战区第四纵队”大兵压境,一举消灭了李树桂第五团,占领了二区。四纵队办了高小,我上学1个月,学校因日伪扫荡停办,我在家应付四纵队的出差打工。


  1944年冬,我到寒亭东门里东寺的寒亭镇高小上学。当时,寒亭属于日伪占领区,要求学校读汪伪课本,但我们平时只学习中国抗日课本,日伪来查学,我们就把抗日课本藏起来,摆出汪伪课本。1945年冬,共产党在寒亭区办了高小,我再次入学。1946年初夏,共产党在永安区西侯村成立了高小,我回乡考了第一名。两个月后,国民党第一次进攻胶东,学校解散。秋后,学校又在徐林庄复学,两周后国民党第二次进攻,学校再次解散。冬天,永安高小与西永安小学合并,改为西永安完小,我们再次复学。


  1947年秋,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山东省地方学校一律停办。1948年冬,全省学校复学,我又回到西永安完小。此时,三大战役开始,学校有许多人志愿参军,1949年元月,我回到角埠村干了教师,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回村当教师,聚拢生源办起复式班


  1949年2月,我回村当教师,村里每月给100斤高粱做报酬。当时一个教室四个年级,复式教学,一些四年级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多少。我上课教学生,中午教妇女识字班,晚上还提着保险灯到村西头高埠上用喇叭筒喊话,宣传三大战役,宣传解放军节节胜利,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记得我教本村妇女的第一首歌是《军属的歌》:“我的男人不平常……肩膀上扛着一挺机关枪……”许多大姑娘一唱“我的男人……”就大笑起来。


  1949年麦收后,我被调去王侯小学。7月1日转正。刚到王侯,人生地疏,我积极联系村文委会,自修教室,自筹桌凳,登门家访,动员学生入学,很快便集合40多名学生组建了一个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我想尽办法,提高教学质量,根据课本要求,结合实际教学生打算盘、丈量田地,学写信,记账……家长们见我教实用知识,学了有用,争相送孩子入学,入学率猛增至学龄儿童数的103%。到了年底,四年级毕业考高小升学率达95%以上,是全小学区之冠。我被永安区评为优秀教师。教育助理组织全区教师代表到王侯小学参观,并号召大家向我学习。


  我在王侯小学三年半,1953年2月,徐林庄完小成立,区里调我们9人到校,提升我为教导主任。期间,我到县里学习了“五个原则结合教学方法”。回校后运用“五个原则”方法,为全区教师代表组织了一堂地理公开课,生动灵活,气氛积极,学生当堂消化,十分成功。为此,我被评为县教学能手、优秀教师。


劳动强度大,十年间种树挖沟修渠


  1958年元月3日始,昌邑县召开全县教师会议,进行整风“反右”运动,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工会籍,并于6月13日回角埠村生产队监督劳动。


  1959年10月29日,县上组织了原昌北八个公社的“右派”52人到下营林场参加集体改造,突击冬季造林,我任领队。1960年元月9日,我们被调往位于下营南面的李刘村,与原昌南县与机关中的“右派”50多人合并改造,在村东大片荒洼湿地中兴建“昌潍地区淡水养殖试验场”。1960年9月9日,我们又被调往日戈庄铁矿,推运矿场上面的浮土。由于劳动强度大,定量低,人们逐渐浮肿,我的腿脚、面部也开始浮肿,矿上医生开了证明信,到潍坊市人民医院治疗。到了潍坊,我没进医院,在三姐家住了7天。姐省吃俭用,让我吃好吃饱,我的“病”一天天好起来。


  1961年清明节后,县上将参加集体改造的“右派”分散改造,我们50多人去了杨家楼养猪场。我分在菜园组,种菜、养猪,到粉坊打工。1962年元月底,场里动员我们退职回家,我到昌邑教育局办了退职手续,领取了退职费300元回家。


  1966年7月底,我参加公社运石队,由昌南饮马和东部密埠店的石坑向本公社水利工地运石头,我个子大,有力气,为多挣工分,每次推500-600斤。沿途多数是公路,我把车子装得前沉一点,用手扶车把,不大用力,小车凭惯性往前冲。半年来,我推石头约六万斤,行程两万多里,换了8次掌子的三双球鞋,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征鞋”。


  公社在沿途设了“馏饭供水站”,运石途中,有时过了供水点,需要下饭店烩干粮,饭店主人说:“哪个队先唱毛主席语录歌,先给哪个队馏饭。”我教会我们排唱语录歌,多家饭店都首先为我们馏饭。1967-1977年的十年间,我参加了公社水利专业营,常年在外挖沟、修渠,先后两次参加治理胶莱河,七次修峡山水库……  1978年,拨乱反正,我摘去了“右派”帽子,恢复教职,迎来生命中第二个春天。


发动成立诗社 晚年怡然自得


  重新分配工作之后,我先后在南逄中学、双台中学任教。1981年底,为了让女儿“接班”,我51岁便办了退休(后转为离休)手续。适逢昌邑县职工教育办公室成立,聘我任职工教师,为全县职工补“文化课”与“业务课”。1985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潍坊市优秀教师。1991年后,昌邑县职教办撤销,我被当时刚成立的文山诗书社聘用。1995年后,因患冠心病,回到家乡安度晚年。


  2000年,我给昌邑政协《文史资料》写稿20多篇;2001年,我改编了历史上400多位清正廉洁官员的言行小故事,集结成《清廉谱》一书;2007年,我出版了个人诗文集《乡韵俚情》;2014年,我根据平生所记,编写了《风雨平生》一书。著名学者王如绘先生在序言中评价道:“作者阅历丰富,龆年即遭遇抗日战争的洗礼,解放战争中参加工作,建国后经历过各种运动。无论是教学还是参加农业劳动,作者都是一个切实的参与者。这些个人经历,与国家政治政策密切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的写照……所以我认为从琐碎的记述中反倒容易窥见某些宏观历史事件的真相。”


  居家期间,我还发动成立了文山诗书社双台分社,并担任昌邑市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双台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利用暮年余辉贡献一点力量。  


张学闵